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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读与精读

刘叶秋

 

刘叶秋,北京人,1917年生。现任商务印书馆《辞源》编辑、南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。多年致力于笔记小说和古代辞书的研究,解放后发表论文数十篇,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《古典小说论丛》、《魏晋南北朝小说》、《历代笔记概述》、《中国的字典》、《中国古代的字典》、《常用字书十讲》、《类书简说》等。

^^(一)

如何读书治学,古今谈者甚众,时有异同。这里所说,只是个人就读文史书方面提出的一得之见。

在大学内,文学与历史本是两系,每系又分门别类,各有专业。可是学文学而缺乏历史常识,学历史而又不通文字训访,恐怕都会多有滞碍,难于通达。俗谓“文史不分家”,实有至理,不过着重点各自不同而已。

无论专业为何,都不妨读一些文史书。诗文、词曲、小说、戏剧、经传、野史、笔记、杂著等等,各凭所好,随意阅读,可以丰富生活的意趣,驱除工作的疲劳,增长知识,活跃思维,提高表达的能力;甚至于立身处世,培养高尚的情操,都大有帮助。例如武昌张子高先生,在清华大学执教多年,是一位化学专家,但对文学却有很高的造诣,诗文并美,书法亦工。治学之余,复多雅嗜,喜欢收藏古墨,观赏奇石。工作倦怠的时候,就玩玩石头,看看古墨,借以调剂精神,恢复脑力。他研究古墨,颇有心得,曾写《墨苑杂说》,连载报端,识者叹赏。所撰《中国古代化学史》,不仅表现化学专业的精深,而且显示了文史基础的坚实。他的得享大年,也和平日的怡情艺事、开阔胸襟有关。

我举张先生的事例,是要说明即搞理工的专家,在读书方面,也应该有业余爱好,涉猎文史;至于不应分家的文史,更非兼顾不可。治文学的,要多读史籍,贯串古今;治史学的,也要对文字、训诂、目录、考据等等,具备一定的常识。这样,才能在“通人”的道路上迈进。

^^(二)

读书本无定法,条件因人而异,时间也在自己安排。古人有不少是在艰苦的条件下,克服困难,努力自学,终于有成的。如汉朝的朱买臣,靠打柴为生,常常背着一捆柴,携带书籍,边走边看。三国时魏王象和南北朝时梁任孝恭,都是幼年丧父,家境贫苦。王象给别人放羊,还时时偷闲读书。任孝恭自己无书,不怕跑路,不嫌费事地到处借阅。梁元帝(萧绎)十二岁的时候,就知道好学,当时他正在患疥,手不得拳,膝不得屈,又苦于苍蝇的侵扰,因而关上斋门,坐在幕帏内以避蝇,并喝一些甜酒以解痛,依然不停地读书。此外因家贫难备灯烛,想出种种办法来夜读的,举不胜举。象“凿壁偷光”、“映雪囊萤”,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。

三国时魏国的董遇,精通《左传》,还曾为《老子》作规注。他的弟子,有的苦于读书没时间,董通告诉他们当以“三余”:“冬者,岁之余;夜者,日之余;阴雨者,时之余也。”这主要是说抓农闲来读书。我认为今天的“三余”应该是:工作之余,指八小时以外;娱乐之余,指从打扑克、下棋、看电视等等当中,节约出的时间;休养之余,指休假和养病的空闲。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这“三余”来读书,轻而易举。

现在上大学,读书就是工作,当然不愁没时间;而且有教师讲解指导;有同学切磋琢磨;有图书馆,可以坐拥书城,阅读方便;条件之优越,为前人所难得到。但刻苦踏实的学习精神,仍旧是非常重要的。“一举成名天下闻”,根本不可能;哗众取宠,即使得意一时,终究站不住。我的看法是:读书治学,只有苦功,而无捷径。

但读哪些书,如何读法,却值得研究。据说欧阳修曾进入内阁书库,见到一本书目,其中有两千多种书,他竟连书名都没听说过,不禁惊讶古人著述之丰,同时感到亡佚之书,或亦因其本身没有价值,而未能流传。所以今天我们读书,就要从浩如烟海的著作中,选有价值的来读:和专业有关的书应该读,业余爱好的书可以读,但要区别多少和轻重,方法亦各自不同。清梁章钜说:“读书须循序渐进,四部宜以次相及。昔朱子语录谓吕东莱聪明,看文理却不仔细,缘他先读史,所以看粗了眼耳。愚谓读史亦须各循其序,如欲考典章,察人物,则应先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由古以逮今;如欲知世变,究时务,则须先读宋、明各史,由近以溯远。其实《史记》、两《汉书》为史学根柢,不可不急读也。”朱子(朱熹)谓吕东莱(祖谦)因先读史而看粗了眼,乃指其只重史实,而忽略文理;正是我在上文所说读书要结合文史二者,不能分家的意思。循序渐进,实有至理,读书治学,两俱宜然。以古逮今,由近溯远,以通古今之变,持论亦精。至于说经史子集四部要以次相及,则大可不必拘泥;不妨各就所需,适当地选择阅读。

^^(三)

读书可以分为略读和精读两种,这里先谈略读。

略读要博采群书,浏览涉猎,目的在于求广求多,扩大知识面,摸索门径。首先要熟悉古今各种工具书:①字书:包括字典、词典,从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尔雅》到《康熙字典》、《中华大字典》、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等;②类书:从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到清人的《渊鉴类函》、《子史精华》等;③韵书:从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到清人的《音韵阐微》等。至于清人的《佩文韵府》,虽然按韵编次,并非韵书;《骈字类编》,虽然按类编次,并非类书;所编都是词语、典故,应归于词典一类;④目录: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和以后的各史经籍志、艺文志、各公私书目到清人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《书目答问》等。对这四种书,须各自了解其内容、体例,有何用值,如何用法,以备需要时查检。于各书的序言和凡例,都不可忽略,应先阅读明白,然后使用。

其次是对一些大部头的常用书,如十三经、二十五史、十通之类,一时难于尽读,而又要不断地翻检,这就必须先了解其特点和内容形式,才能知道如何阅读和征引。象《春秋》三传,《左传》以记事为主,保存的史料最多;《公羊传》与《穀梁传》都着重在解说经文,阐明其书法义例,而两家的师承授受,又各有渊源。考事实,应查《左传》;讲书法,应取《公》、《穀》,而辨析其异同。《诗经》有汉毛亨的传、郑玄的笺、唐孔颖达的疏、陆德明的释文,皆于正文之外,连排小字,必须一一分别,不能笼统地称之为注。又《史记》有南朝宋裴駰的《集解》、唐司马贞的《索隐》、张守节的《正义》,共三家注;其中的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列传》、《日者列传》等为汉褚少孙(即褚先生)所补,《三皇本纪》为司马贞所补,皆非司马迁作;俱不容混为一谈。今本《后汉书》纪传部分,为南朝宋范哗撰,唐章怀太子(李贤)注;其自《律历》至《舆服》等八志,出自晋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,梁刘昭注;乃两书合并之本。按时代排列,《晋书》在《宋书》前,但《宋书》为梁沈约撰,成书年代,比唐人所修《晋书》要早得多。在二十五史中,只《魏书》有《官氏志》和《释老志》,《官氏志》兼载职官与氏族,《释老志》专记佛道两教事,志目皆出首创。

了解这些,就能心中有数,明于去取;而这些常识,正是由平日的浏览涉猎中得来。经常翻阅上述的工具书和常用书两大类书籍,应该算作略读的一部分。至于就某一本专书说,则略读的要求是:对作品的时代、主要内容、篇目体例等,有个概括的印象,着重了解其有何用处即可。例如把《颜氏家训》翻阅一遍:

北齐颜之推撰,自“序致”、“教子”到“杂艺”、“终制”,共分二十篇。虽标家训之名,以教诫子弟为主,但涉及的范围较广,于古代的典制、风习、轶闻、遗事,无所不包,夹叙夹议,文笔亦较通畅。所谈处世、治学之道,足资启发。其“勉学”、“文章”、“书证”、“音辞”、“杂艺”诸篇,尤多可取,对读书、撰文以及研究古代的文字训沽,都有参考价值。

有这样一个初步印象,就算达到了略读的目的。遇到不懂的地方,不妨跳过去,继续往下读。若是读小说、戏曲,只要了解故事梗概、人物关系即可,于其篇章结构、用词、造语、表现手法等等,无须研求。前面提到的梁元帝,少日随意自读史书,一天二十卷,并无老师传授,有的字不认识,有的话不理解,还是不知厌倦地读下去。略读的目的在于浏览,不能碰障碍即停,梁元帝是明白这个意思的。

^^(四)

略读博览,取径须宽;精读深研,选材要严。因为精读是在略读的基础上进行,目的在于求深求通,力攻专业堡垒,以期有发明创造。真正钻研透几部好书,闯过文字关,从此豁然开朗,成为通人,只要用功,必能精进;当然良师的启蒙,益友的商讨,是不可少的。若是一上来就读得似通非通,弄成“半瓶子醋”,就很难救药,读书愈多,受病愈深。这和个人的资质、师友、环境等等,都有关系,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。

林琴南(纾)是位古文家,以翻译外国小说著称,他教学生读三部书:《左》(《左传》)、《史》(《史记》)、《南华》(《南华经》、即《庄子》)。据我的粗浅体会,《左》、《史》虽一为编年、一属通载,体例不同,但剪裁、描述,各极其妙,实为记叙之楷模;《南华》寓言十九,比喻多方,哲理深微,思精笔健,实为论说之圭臬。认真把这三部书研读透彻,则叙事说理,两俱得宜,更读他书,亦无不可通。林氏让学生以此打基础,高明之至。又梁萧统所编《昭明文选》,文兼众体,佳作如林,择优诵读,亦足资借鉴。所以旧时有“《文选》烂、秀才半”的俗谚,意谓读熟《文选》,即等于半个秀才;也说明了择优诵读的重要。梁刘勰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云:“故论说辞序,则《易》统其首;诏策章奏,则《书》发其源;赋颂歌赞,则《诗》立其本;铭诔箴祝,则《礼》总其端;纪传铭檄,则《春秋》为根;并穷高以树表,极远以启疆;所以百家腾跃,终入环内者也。”这段话指出五经为文章各体之先河,后来的发展变化,长期都不能出其范围;可以启发我们在读书治学时,注意溯源折流,寻其会同;与林纾读三种书的含义,不妨参酌领略。至于选读何书,人各异趣,不必强同。象唐宋八大家的文集和《古文辞类纂》、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古文释义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等流传已久的诗文选本,皆可取读。上面谈及的数书,不过是为了立说而举例,当然无须拘泥于此几种。

略读可以粗观大意,不求甚解;精读则要求对作品的思想内容、人物事件、篇章结构、文字训诂等等,彻底通晓,即一字一句也不能放过。按《说文解字》:“读,籀书也”;“籀,读书也”;“读”与“籀”两个字是互训的。诵而能释其义,叫作“籀”。可见“读”原是要诵释明白,和我说的精读含意一致。这里举例说一下如何精读:

《世说新语·轻诋》:“简文与许玄度共语,许云举君亲以为难,简文便不复答,许去后而言曰:‘玄度故可不至于此。’”《注》:“按《邴原别传》,魏五官中郎将尝与群贤共论曰:‘今有一丸药,得济一人疾,而君父俱病,与君邪与父邪?’诸人纷葩,或父或君。原勃然曰:‘父子一本也。’亦不复难。君亲相校,自古如此,未解简文诮许意。”

要读通这段文字,得把正文和刘孝标注中提到的人物谁某,哪些是对话、哪些是叙述、哪些是按语以及其中个别词语的含义,都搞清楚才行。简文,指晋简文帝司马昱;玄度,是许询的字;魏五官中郎将,指三国魏曹丕(文帝);邴原曾在曹丕手下作长史。《轻诋》篇记简文帝与许询谈话,许以君父并举,认为难分轻重,简文并不回答,只在许走后说:“玄度不应该这样不明白。”刘孝标据《邴原别传》,举出一件类似的事,记邴原的话,只有“父子一本也”一句,认为以父为重,乃是天经地义,无须辩白。

“君亲相校”以下三句话,都是刘孝标的按语。谓简文讥诮许询的意思不明确。“难”,设难题争辩,驳洁;“校”,比较;“纷葩”,各抒己见,议论纷然,如群花竞放;这是一个富于形象性的新词。人事俱明,词语尽晓,就对这段文意透彻了解,毫无疑滞了。刘孝标的注,对《世说新语》,或补充引申,或辩白驳斥,与本文互相映发,实际等于另一部《世说新语》。读《世说新语》,参阅注中论叙,可以更见情趣。

史书叙事,常常有所避忌,不敢直书,因此阅读史传,要注意从深文曲笔中,考究事情的真相。如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,在齐王曹芳被废后,嗣位为君,眼见威权日去,朝政尽为司马昭把持,不胜忿怒,自领兵卒出宫欲攻司马氏,为司马昭部下成济所杀。这在《三国志·高贵乡公纪》内甘露四年,只有“五月己丑,高贵乡公卒,年二十”的简单记载,而以太后的诏书,归罪曹髦;以大将军的上言,委罪成济;遮掩其事。但蛛丝马迹,可以推寻。古人所谓“读书有间”,即指能由字里行间,窥见作者立意用心之所在。

总之,精读的重点在于“通”:融会贯串,闻一知十,举一反三,触类旁通,由此及彼。如唐朝的张旭善草书,因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,从其飞舞顿挫之中,悟出了笔法,而书益精工;吴道玄(即吴道子)工绘画,因见将军裴昱舞剑,变化无常,联系到画理,而画更大进;这都是触类旁通的范例。读书,特别需要这种举一反三的“悟性”。

精读必须作到三勤:勤查,勤问,勤记。遇到不认识的字,不懂得的词,不知道的成语、掌故、典章制度等等,要随时利用各种工具书和有关的书籍来查检;有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,就向别人请教,不耻下问,一字为师。懒怠因循,不求甚解,是不行的。例如把编纂的“纂”(zuǎn)读作“篡”(cuàn);把潜伏的“潜”(qián)读作“浅”(qiǎn);把左倾的“倾”(qīng)读作“顷”(qǐng);把嚮(向)往的“嚮”(xiàng)读作“响”(xiǎng);把避讳的“讳”(huì)读作“伟”(wěi);把大不韪的“韪”(wěi)读作“讳”(huì);把狻猊的“狻”(suān)读作“俊”(jùn);诸如此类,都是以讹传讹,人云亦云,只要认真查查字典,就不会念错了。

看书有得,应该随手记录;或写入小册,或载之卡片,都要立即动笔,不能迟疑。否则放下书本,再找即难。宋苏轼诗云:“作诗火急追亡通,清景一失后难摹。”作诗写景,机不可失,要紧急得象追捕逃亡一样;记材料之刻不容缓,也是如此。

朗诵与背诵,亦为精读中的重要部分。作品内喜怒哀乐的感情,抑扬顿挫的节奏,可以通过朗诵,而清楚地显现,借以加深体会,增进理解。诗文佳作,背诵如流,更是一种基本功。有几百篇诗文烂熟于胸,张口即来,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,为阅读和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略读与精读二者的目的、方法各异,而表里为用,缺一不可。没有由略读而取得的广泛知识,不可能进行专业研究;不作精读和深入钻研,则略读所获,泛滥无归,不能集中到一点,只不过成为一种万金油,用处不大。

读书治学,除去前面所说的“三勤”之外,还要有琱葝搕O,坚持不懈,细水长流。一上来勇猛直前,不久即倦怠甚至停顿,是不行的。“其进锐者其退速”,应该引以自警。勤以补拙,琤H持久,可以奉为座右铭。熟以见巧,又为前二者的必然结果。的L记·中庸》云:“人一能之,己百之;人十能之,己千之。”以这种精神来学习,即使资质较差,亦必定会有成绩。